赵涵今年28岁，在北京工作多年。去年，他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赵寒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确诊时，医生直言他的症状“很典型”，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直到现在才去看医生。
直到学生时代，乔寒才意识到自己的缺乏自制力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焦虑。他的脑子里充满了想法和计划，但他很难将它们付诸实践。您经常忘记支付水电费，清理衣柜时遇到困难，并且无法处理冰箱中堆积的食物。在工作中，即使我隐约意识到还有工作要做，但我常常感到很难开始。
多动症给赵汉带来的最大问题是他经常上班迟到。结果，他很难计算被扣押的工资。即使之后穿衣服、化妆，有时我会因为不能出去而坐在沙发上。 “我感觉自己被粘在沙发上，动弹不得，”她说。
最近，多动症因罗永浩的爆料而成为热门话题。 ADHD 是一种始于儿童时期的神经发育障碍，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儿童疾病。根据有关专家的共识，30%至50%的儿童患者会持续出现症状直至成年。随着公众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成年人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多动症相关问题并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与儿童患者相比，成年多动症患者往往有更广泛的功能障碍，主要导致学业表现和工作表现较低。与此同时，成年患者面临着婚姻破裂、其他精神障碍、吸毒和酗酒、甚至过早死亡的风险。
成年患者人数为如此增加。
32岁的乔成浩去年8月在深圳一家三级精神病医院被诊断出患有多动症。毕业于211大学，有多年工作经验。在确诊前一年，他开始做电子商务，但他的拖延症却越来越严重。我去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创业的这段时间里，他逐渐意识到自己长期的“失控”并不是简单的缺乏自制力。随后他查阅了网上的资料，发现多动症的很多症状与自己的表现非常吻合。 “我没有太多犹豫就去医院接受治疗。”
多位精神科医生专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去医院检查是否患有多动症的成年人明显增加，被诊断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也在不断增加。李玉龙 诊所主任医师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主任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门诊接诊的成年患者往往到了高中或大学时才开始注意到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
陆峥20多年来一直关注成人多动症，并在博士后期间将其作为研究课题。现任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科中心主任医师，参与多项中国精神障碍和多动症指南的制定。陆峥注意到，从2010年左右开始，全国精神科门诊的多动症患者数量有所增加，其中成人数量明显增加。
2022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吉安医院儿童精神科团队新增了针对成人和儿童患者的多动症综合干预门诊，该院儿童精神科主任郑毅担任主任。医学专家，作为专题负责人。郑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到目前为止，多动症门诊主要集中在儿科，很多成年人只能去儿科门诊，这让他们心理上感到不舒服，甚至产生抵触情绪。随着专门的多动症诊所的建立，寻求治疗的多动症成人人数持续增加。
根据《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治专家共识（2023年版）》（以下简称《共识》），对于成人ADHD患病率尚无一致结论。在全球范围内，成人 ADHD 的患病率为 0.6% 至 7.3%。根据现有文献，目前全国患病率约为3%。据粗略估计，我国成人多动症患者数量超过2000万。郑毅参与“共识”表述中指出，尽管近年来被诊断患有多动症的成年人数量有所增加，但与疾病的真实严重程度相比，许多患者仍然未被识别。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中心主任医师叶明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成年多动症患者的核心特征相对较小，但有相似之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次，我的情绪波动很大。第三，冲动行为和执行功能障碍。
对于乔成浩来说，多动症造成的主要问题是拖延症和过度思考。与其他人交谈时，你的思维过于活跃，很容易分心。久而久之，他发现很难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逐渐失去了耐心倾听别人说话的能力。
张文，34岁，毕业于著名的985南方大学在市委组织部工作。去年5月，他在当地三甲医院精神科被诊断出患有多动症。进入职场后，他开始频繁出现心理困扰。例如，他说，工作中他要反复审阅PPT内容，一度多到他情绪失控。 “我的医生告诉我，我的情绪问题与我长期无法集中注意力有关。”
患有多动症的成年人通常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较低。比如，在职场中，叶子子分析说，很多人还是可以勉强接受领导临时改变计划或者突然增加的任务，但对于一些多动症患者来说，这种“坚持”本身就极其困难。情绪爆发后，我们常常会后悔。这种反复出现的情绪冲动会对人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兴趣频繁转换也是一个共同特点成人多动症。和赵成浩一样，张文也对任何事情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三分钟热情”。他们的兴趣非常广泛，逐渐地致力于阅读、攀登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通常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新的事物上。叶吉吉指出，成年后，由于事物缺乏连续性，多动症变得更加明显。利益的频繁变化直接影响计划的执行。
为什么患有多动症的成年人数量不断增加？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院长卢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虽然近年来成人多动症引起关注，但这更多的是社会意识和认知提高的反映，并不意味着患病率突然上升。迄今为止，成年人的注意力和效率不佳常常被归咎于性格或情绪问题，并且没有得到证实。尚未纳入医疗诊断系统。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对这种类型的神经发育障碍有了更准确的认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信息越来越密集，工作和学习速度越来越快，对注意力和自控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在高压环境下，症状会变得更加明显，一些人会主动寻求治疗。
对于赵成浩来说，这个诊断带来了强烈的解脱感。他说，以前的生活仿佛在迷雾中前行，那一刻他终于看到了方向和希望。
儿童早期的症状容易被忽视
这些前来就诊的成年人并不是突然发病的。 “大多数在成年后被诊断患有多动症的人都经历过与童年或青春期相关的症状。”许多接受采访的专家强调，多动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持续整个过程。生命周期，许多患者的幼儿期症状没有得到认识或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许多受访者表示，周围的人常常将多动症患者误解为懒惰、勤奋或不够稳定。张文从小就非常好动。他的老师经常因为他迟到而批评他，他的父母也经常因为他粗心而批评他。赵成浩放学回家后，很少主动分担家务。因此，他的家人认为他缺乏生活技能，而且很懒。
赵成浩先生从小就有学习问题，严重的拖延症几乎贯穿了整个学生时代。然而，我从小学开始就过着学校生活，由于有老师的指导和明确的学习目标，我的成绩一直都很好。进入大学后，他的学习和生活都上了台阶。渐渐地，他变得很拖延，自制力下降，成绩一落千丈，他最终考研失败。
叶子吉说，在他的门诊，他经常遇到因无法继续学业而来看望他的大学生。更详细的了解发现，这些学生中有一部分属于“补偿性高智商型”，他们的注意力和执行功能都有缺陷，但他们的问题却被隐藏起来，因为他们的高智商让他们无需付出太多的注意力就能应对中小学学习。此外，他解释说，这些患者在初高中时往往依赖“外部系统”来生活和学习，相当于用外部控制来弥补内部自我控制的不足。
上述“共识”指出，ADH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目前，业界认为ADHD是由多种生物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al，心理和社会因素。
多位专家还表示，儿童和成人多动症的诊断标准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症状的外在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郑毅举了一个例子。成人多动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多动”行为常常被抑制或内化。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些明显的行为，比如撞桌子，从座位上站起来，或者到处跑，当你长大后，就会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上述“共识”指出，因多动而感到紧张、不安的主观感受也是成人多动症的诊断标准之一。叶吉吉补充说，患有多动症的成年人常常形容自己“烦躁”。例如，当你坐在会议上时，你总是想站起来活动一下或尽量不移动身体，但你的思绪已经开始走神，很难专注于手头的任务。
周同今年20岁985大学艺术系三年级学生。去年12月，他在深圳一家三级精神病医院被诊断出患有多动症。确诊前，他在医院接受了多项检查，包括智力测试、症状自评量表、心电图和脑电图。
陆征解释，多动症的诊断通常从系统的心理检查开始，重点了解患者是否存在焦虑、抑郁等情绪和行为问题，评估注意力、多动、冲动等核心症状。然后，医生结合多种精神病量表进行多方面的评估，其中包括情绪、行为、注意力、性格和生活事件。我们还结合个人和家族史来做出初步确定。如果患者符合ADHD的基本特征，可以根据其他相关诊断做出诊断标准。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成年人通过看书、上网、去医院检查等方式进行自我检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注意到，一款售价几块钱的多动症自我评估量表，三个月内已售出1000多份。该量表附在题为“也许你患有多动症？5分钟自我评估出奇准确！”的帖子末尾。许多专家警告说，多动症的在线自我测试并不可靠，而且基准非常有限。
“成人多动症往往与焦虑、抑郁、强迫行为、情绪波动和成瘾行为并存，很容易被忽视，导致误诊率很高。”陆征表示，有必要提高公众对多动症的科学认识。当面对生活或工作中的挑战时，有些人倾向于简单地将问题视为“我可能患有多动症”，好像这个标签解释了一切或者都是一种“护身符”。但他指出，问题的具体原因及其发展过程，还需要专业医生通过科学评估来明确。李玉龙指出，在他治疗的100多名成年人中，只有不到10人被认为患有多动症，但他们最终都被诊断出来。
郑毅指出，在诊断成人多动症时，不仅要观察目前的病情，还要考虑患者以前的症状，尤其是12岁之前的症状。要注意，如果成年患者没有儿童多动症的症状，如无力等问题，则可能是由于其他原因，例如情绪障碍，因此医生在诊断时必须特别小心。
李玉龙表示，有些患者可能同时存在其他心理或精神问题。这些合并症必须首先治疗，然后再进行治疗。通常需要多次访问才能做出明确的决定。
当谈到卢林说，成人多动症的症状常常与过度压力或一般性拖延症相混淆。 ADHD 的典型特征是发病早、持续时间长，并且影响许多生活情况的功能。压力和情绪问题大多是阶段性的，会随着环境的改善而减少。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视为短暂的问题，或者将真正的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简单地理解为“缺乏自我控制”。
“药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即使被诊断出患有多动症，赵涵也没有安全感。他的医生连续开了阿托莫西汀和Forceda这两种治疗多动症的主要药物。
医生告诉他，只要不危及生命，就不需要服药。当我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可以吃药来改善我的健康。 “听了医生的话，我意识到这个诊断只是对过去的一些事情的和解。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仍然有走自己的路。”赵寒说道。
许多专家强调，应尽快实施针对ADHD的干预措施。在药物治疗方面，目前的多动症药物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如长效哌醋甲酯缓释制剂，如Zinder。另一种是非兴奋剂药物，例如阿托西汀。李玉龙表示，如果上述药物效果不理想或者患者不能耐受，也可以考虑可乐定、胍法辛等药物。如果您有合并症，医生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联合使用其他药物，例如抗抑郁药、治疗双相情感障碍的药物以及改善睡眠的药物。
赵成浩每天都吃健达。我正在服用 1 片。他说，服药后，他的拖延症问题明显改善，行动能力也明显改善。任务原本推迟了一个月的工作现在一天内就完成了。然而，该药也有副作用，如明显疲劳、食欲不振、轻度长期多动等，一旦药效消退。
“药物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郑毅认为，虽然药物治疗可以有效治疗成人多动症症状，但仅靠药物不足以实现功能恢复、生活方式调整和心理改善。他表示，成人多动症的治疗难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检测和干预普遍缓慢。其次，合并症发生率较高。上述“共识”表明，大约45.76%的成人多动症患者同时患有抑郁症。 “一些成年患者对多动症的基本性质有偏见，广告很容易误导人们相信药物可以恢复功能，从而导致不切实际的期望。”
卢志eng强调，成人多动症的治疗遵循三个基本原则：综合治疗、综合治疗、个体治疗。卢林指出，包括一些专家在内的相当多的医生仍然认为多动症是一种“小儿科疾病”，这使得真正的成年患者很难确定其病因。日本的医疗资源也严重短缺。儿童精神科医生短缺，药物治疗也受到限制。哌醋甲酯等一线药物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因此部分患者可能无法及时得到相应的治疗。
除了药物治疗外，认知行为疗法也被证明是治疗多动症的有效方法。 “患有多动症的成年人在学校和工作场所几乎没有系统的支持系统。”卢琳表示，往往需要非药物干预方法，比如认知行为疗法py，执行功能培训，职业指导和环境调节，但这种心理社会支持的资源实际上非常稀缺。
在郑毅看来，这种意义上的认知行为治疗的实际效果通常与药物治疗一样好。然而在实践中，行为治疗的推广面临着诸多困难。另一方面，这种治疗需要医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目前医院计费系统和支持机制尚不完善，限制了其广泛实施。
（文中赵涵、赵成浩、张文、周同均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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